眾所周知，梁啟超提出了「詩界革命」，用詞為頗驚目光，但其實只有「維新」。胡適謀的白話文學，白話追求不只文適的零度，雖僅以論議名之，從「嘗試」開始，「要鬚作」詩如作文」之句卻絕對是讓詩篇重新翻開新頁，「詩國革命自此始」。經此，舊詩雖已創作，雖不能說是屍居餘氣，但被稱為骸骨迷戀，也不是善意的稱呼吧。
事實上，舊詩本身並非抱殘殘守缺、食古不化，晚清黃遵憲提出的離合伸縮之法，樊增祥強調「光景日新日奇」，因生新詩境；沈曾植提出的三關說、易順鼎以七言歌行表現新事物新感覺的詩歌實踐、吉川幸次郎從陳三立詩中書寫的「現代的」感覺、錢鐘書敏銳的解讀出王國維舊詩裡的現代時間感等，無一不是對當下、當下的積極回應，他們的詩學體現出了的轉變，既是「微妙的革命」，更不凸顯的現代性。

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，在政治高度不正確下，而這個被視為廢棄物的遺老們，「詩歌是危急狀態下的語言」，他們卻擁有最深刻的詩學實踐，雖然這樣的「新」詩學方案，是百年沒有人思考的答案。這樣的「潛蛟之舞」的意義可以重新重新檢視，或是能夠給當代的我們進一步思考文學何用、詩歌何為？以及，對於什麼形構了「現在」、「過去」又以怎樣的方式參與其中，提供當代歷史縱深的一些思考。